当代中国人如要吸取中华文化精神,最有效的方法,是直面经典,诵读经典。当前,中国已出现各种类型的经典诵读工程,对于弘扬中华文化功不可没,但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不良倾向:只注重诵读与记忆,而不重理解与践行。应充分吸取汉唐经学、宋明理学、乾嘉考据学的成果,以阐明义理为目的,以考据、训诂为手段,在读经时必须遵守以下几个原则:第一,读经时必须运用体证为主,认知为辅的方法。注重“心解”、“心悟”,不拘于文字的限制,不过多纠缠于经文的繁琐注解中,用自己的心灵去体会经文的精神内涵。第二,读经必须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达到“自得”之目的。但要避免过于主观化,不能脱离经典原义,蔑视经典,自以为是,以自己的主观爱好决定对经典的取舍,以自己的主观意见作为解经的依据。第三,读经必须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若以训诂、考据为首要目的,就会存在汉代古文经学派和清代乾嘉学派注经出现的繁琐化、僵化、教条化的倾向,出现脱离主体修养,脱离现实的倾向,存在着支离破碎的问题,难于形成对儒家思想系统完整的理解。宋代经学注重阐释文化经典内涵及精神实质,并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同个人的体悟结合起来,但又存在着过于主观化,脱离经典原义,脱离现实,空谈心性的毛病。
     
       在传统文化经典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贤,面对我们,站出来宣讲中华民族精神。我们要以谦虚的态度接受历代圣贤的教导。如果将经典文本当做纯粹的知识文本,完全以学习现代各科课程的方式学习经典,则经典教育的目的难于达到。经典教育必须有自己独有的规律与原则。以下经典教育的八项原则,是通过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的具体实践而总结出来的,希望对全国各地的经典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1.诚敬
       经典是历代圣贤智慧的结晶,我们首先要培养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恭敬之心,并以此真诚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以真诚恭敬之心来面对经典,我们才会虚心接受经典的教导。如果以傲慢的态度,以批评的方式,以挑剔的眼光,来面对经典,经典就发挥不了“导人向善”的作用。读经之时要敬拜孔子等历代圣贤,而读一般的书则不必同时敬拜作者。读经要以真诚恭敬的心态面对经典,而读一般的书则可以用客观、冷静的心态面对。
 
      弘扬中华文化,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则没有达到共识。弘扬中华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读经。不仅仅是儿童读经,而是全民读经;不仅仅是读经,而且是尊孔读经。若读经之时,对以孔子为首的中华圣贤没有崇敬之心,就不会虚心接受圣贤的教导,不会将经典义理转变为信念。若尊孔之士不读经,则不知圣贤的教诲,尊孔就成为一种空洞的情绪。当代中国的尊孔读经与北洋军阀的尊孔读经目标与方式是不同的,当代中国的尊孔读经,其目标是培育民族精神,传承传统道德,在读经之时并不排斥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读经时要有科学的学习方法。一面高喊要弘扬中华文化,一面又反对读经,这是典型的南辕北辙行为!
 
      经典是圣人体悟天道的成果,“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圣人见道,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班固《汉书?翼奉传》)对四书五经的神圣感来自于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崇敬,来源于对天道的崇敬。现在,在人们面前,四书五经的神圣感消失了,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敬天”的意识消解了,以敬天意识为枢纽的传统信仰体系瓦解。经典作为传达天道的典籍,由此而失去神圣的光环。第二,长期的批孔疑孔,使人们丧失了对孔子及历代圣贤的崇敬之情,感情变得非常淡薄,甚至有的人还有蔑视圣贤的情绪。圣人所立的经典,也就变成了普通的著作。第三,人们单纯运用认知的方法去面对经典。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是将研究对象当做客体,不能带入感情因素,此其一;研究时要充分发扬批判精神与怀疑精神,经典往往成了被质疑的对象,此其二;研究时要以客观事物作证,如果用现实中大量的丑恶的客观事实作证,那么足以推倒经典中的道德理想,此其三。我们读经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是什么”的答案,而是为了得到“应当怎样”的指示。因此,不能单纯运用认知的方法对待经典。第四,在学术研究中,研究者总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面对经典,以显示自己的知识水平。本来,四书五经是作为儒教经典,在宗教里自然作为神圣之物。现在,儒教已被毁了,儒教经典只能流落到一些儒学研究者的案头上,研究者极少以神圣的态度对待。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四书五经从神圣的高位上跌落下来,而且是一落千丈。中华民族由此而丧失了自己的经典,丧失了精神价值之源,直至现在,中华民族之魂已散离,不知去向。如果不重新树立经典的神圣感,就难于将文化经典中的思想转化为信仰,并付诸践行。所谓的“国学”热,就会变成外表热内心冷,就会变成无聊的商业炒作,就会变成学术权力与利益的重新分配,而绝不会产生实际的成效。
 
2.理解
      对于文化经典,必须以阐明义理为目的,以训诂、考据为手段。戴震提出的两个原则:“由训诂而推求义理”与“执义理而后能考核”,明确了义理与训诂的关系。二程认为,“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与方元寀手帖》,见《二程文集》附录卷上。)
 
       治经的目的,在于阐明圣贤的微言大义。经文是圣贤用来表达义理的。“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15页。)解经时可以依据训诂、考据的成果。钱大昕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由出也,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经籍篡诂序》,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若以训诂、考据为首要目的,就会存在汉代古文经学派和清代乾嘉学派注经出现的繁琐化、僵化、教条化的倾向,出现脱离主体修养,脱离现实的倾向,存在着支离破碎的问题,难于形成对儒家思想系统完整的理解。宋代经学注重阐释文化经典内涵及精神实质,并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同个人的体悟结合起来,但又存在着过于主观化,脱离经典原义,脱离现实,空谈心性的毛病。现代义理学,应充分吸取汉唐经学、宋明理学、乾嘉考据学的成果,以阐明义理为目的,以考据、训诂为手段。解经必须同现实社会结合起来,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钱大昕说:“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深刻之谈,似正实非正也。”(钱大昕《世纬序》,见《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大众读经之目的,在于领悟义理,可以在前人的注释之下来理解经典,而不必进入训诂、考据这种特殊的专业行为中去。训诂、考据的历史任务大体已经完成,少数不明之处,应留待少数专家去完成。
 
      在解读经典时要避免这种现象:脱离经典原义,蔑视经典,自以为是,以自己的主观爱好决定对经典的取舍,以自己的主观意见作为解经的依据。“夫使义理可以舍经而求,将人人垂空得之,奚取乎经学!惟空凭胸臆之无当于义理,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县隔,然后求之诂训,诂训明则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及因之而明。”(钱大昕《戴先生震传》,见《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后人对宋代解经时出现的各种偏差,进行了批评。皮锡瑞说:“宋以后,非独科举文字蹈空而已,说经之书,亦多空衍义理,横发议论,与汉唐注疏全异。”(皮锡瑞《经学历史》卷九)钱大昕也说:“自晋代尚空虚,宋贤喜顿悟,笑学问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钱大昕《经籍篡诂序》,见《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儿童读经之时,不需要对经典语句进行抽象的讲解,但还是有最低要求的:一是认知每个汉字的字形,二是知道文言文中的每个汉字的准确读音,三是明白每个汉字在语句中的字面意义。儿童的语言学习能力是很强的,可以将儿童的语言学习放在很高的起点上。儿童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学白话文,通过经典诵读学文言文。一雅一俗,二者互释,共同推进。儿童通过读经典来识字,可以认知每个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而且是将每个汉字放在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中,放在显透圣贤智慧的语境中,因而可以相应获得人生的智慧与高尚的精神。由于对经典的解释因人不同而可以呈现多样化,因不同个体体证的深浅不同而出现理解的深浅不同。许多经典语句传达的是无可言说的精神,在解释中出现繁琐现象,在解释中甚至会出现各种歧义,对于理解能力和人生经验有限的儿童来说,以上种种现象会制造出重重迷障。因此,我们需要儿童以童真之心直面经典,自然可以穿过重重迷障。
 
3.体悟
      自清代以来,很多人讲传统文化,只是讲传统文化的事实,对于传统文化的精神,即中华义理,极为轻视。中华文化在丧失其内在的精神之后,必定走向衰落。必须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经典语句,才能领悟并接受经典语句所饱含的生命精神。一般的读书活动,需要对书的内容进行理解。读经则不同,诵读之时,只需知道每个字的形、音、义即可。至于整句话的深刻含义,则必须在诵读大量经典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与体悟;并且,必须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生活经验的增加,才会有深刻的理解与体悟。
 
        解经时必须运用体证为主,认知为辅的方法。注重“心解”、“心悟”,不拘于文字的限制,不过多纠缠于经文的繁琐注解中,用自己的心灵去体会经文的精神内涵。体悟分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面对经典的体悟,一种是生活与工作中体悟经典。体悟必须同主体的修养结合起来,达到“自得”之目的。“义有至精,理有至奥,能自得之,可谓善学矣。”(程颢、程颐《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9页。)
在体证经典文本时,要清除杂念,将自己的心灵调整到心如明镜的空明状态,进入到灵妙的虚静状态。如果经典的精神如果进不了你的心灵,那就说明你的心灵之中有许多杂念再起着阻碍的作用。如果要在一个杯子里注入清水,必须先将杯中的污水倒掉。诵读经典时,保持心灵的虚静,专心致志,集中精力,直接面对经典。
 
      对于经典语句,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领悟。在儒家经典的基础上,依据时代的需要进行创新。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义理都已存在于经文之中,在经文之外,尚有许多义理,需要我们去探寻。章学诚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
 
4.集萃
      集萃就是将传统文化经典的精华,按一定的主题、按一定的逻辑结构集中起来,有纲有目,有线索和要点,这样才方便学习、理解、体悟与运用。《中华十大义理》列出十大主题,每个主题之下,汇聚中华民族历史上历代思想家的思想片断和经典语句,每一段时间的诵读活动,必须围绕一个鲜明的主题来展开。唯有这样,才能让人们形成一种明确的思想和认识。正确区分何为精华﹑何为糟粕的标准应当是:是否符合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义理,是否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与精神健康,是否有利于当代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李泽厚先生讲:“我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倡‘读经’,那样可能会从小就培育原来传统政治体系所需要的奴性道德。”(《书摘》2007年第5期)四书五经并不存在李泽厚先生所担心的“奴性道德”,但其他典籍就存在诸如“奴性道德”等糟粕,需要我们在整理时去除。
 
 
      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化经典的某些东西划分为精华,而把文化经典的某些东西划分为糟粕,这实际上是把文化经典作为纯客观的死的东西。任何文化经典的存在,都离不开活生生的人。文化经典中的许多理念,其本身不能单独地被判定为精华或糟粕,而关键是看人如何去运用。例如,“仁”可运用为仁民爱物,也可能被运用为无原则的“溺爱”或不明智的东郭先生式的爱。“礼”可运用于培养人的良好的行为,也可运用为束缚人的封建枷锁。
     
      有人常常把文化经典同中国传统社会混同起来,把中国传统社会所存在着的一切丑恶,归咎于文化经典。文化经典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文化经典存在的社会中,存在着或可能存在着与此文化相悖的大量社会丑恶现象,文化经典就具有了矫正与批判的作用。我们可以用“病”与“药”的关系来说明,“病”也就是社会中存在的一切丑恶现象,“药”也就是文化经典的优良成分。新文化运动时期,对文化经典发起猛烈攻击的是政治活动家和文学家,他们面对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病”的方面。由于他们没有弄清楚“病”与“药”的关系,所以,他们在攻击传统社会的“病”的同时,错误地将文化经典作为致病之源,而不是作为治“病”之“药”。文化经典被抛弃了,“药”被抛弃了,“病”非但不会痊愈,反而却日益严重。
 
5.诵记
      通过反复诵读,使经典语句进入到大脑中,牢记在心。众多的经典语句进入到意识库藏之中,成为人生思考的基本素材,转化为人格,转化为动机,成为行为的标准。读经必须全篇或整段地诵读、背记,而一般的书籍则只需记住要点就可以了。读经可以集体诵读,以相互感染;读一般的书则只是个人进行。
 
       经典的诵读要持之以恒,对经典要终生奉读。能够背诵仅仅是最低要求。如果背诵之后,就置于一旁,那么,所背诵的经典,也会从记忆中慢慢消失。在背诵之后,过一年半载,就要重新拿出来重新诵读。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社会阅历的增加,对经典语句就会有越来越深的体会和理解。读经要终生多遍反复地读,而一般的书籍则在某一时读一遍就可以了。
 
      儿童13岁以前记忆力强,并处于“语言模仿期”,要利用这种优势来设计学习。背诵经典是最适合儿童。同时,儿童的心灵处于空灵状态,意识库藏处于空白状态,经典语句不会受到阻碍而能通畅地进入到意识库藏中,在意识库藏中也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排斥,而且,经典语句在此情况下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大量的经典语句能在意识库藏聚集起来,形成主导的意识,并以这种主导的意识来对待、衡量、取舍、评判后来进入意识库藏的信息,对后来进入意识库藏的信息就会发挥过滤的作用,在其后社会生活中或阅读中,大量的不良信息就被拒斥,或者即使进入到意识库藏中,也是处于被动的位置上。当一个人有了一定的成见和“无明”之后,经典语句进入意识库藏之时,就会受到各种成见和“无明”的阻碍,甚至被排挤出来,即使已经进入到意识库藏中,也会被各种成见和“无明”所压制,或者与各种成见和“无明”杂处,不能在意识库藏中形成一种力量。我们要用经典文化去同垃圾文化竞争,如果我们动作迟缓,不在儿童识字之初进行经典教育,当各种广告语、影视剧台词、流行歌曲及各种文化垃圾充塞孩子们的大脑以后,我们就很难将经典文化就很难进入学生的心灵中,或者进入心灵中去也会受到垃圾文化的抵制、压制、歪曲。在一张白纸上,我们可以画出美丽的图画,而如果纸面已经画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将一幅美丽的图画画上去了。
 
       背记与理解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并行不悖的,相辅相成的。特别是文化经典,如果要达到深刻的理解,就必须背记。通过背诵,不仅仅使某一经典语句进入到学习者的意识库藏中,而且整个语境(该经典语句的上下文)也迁移至意识库藏中。同时,通过对经典的广泛背诵,也有其他与这一经典语句相关联的许多经典语句,进入意识库藏中。当我们对该经典语句进行理解和体证之时,意识库藏中该经典语句的具体语境就在意识中全盘呈现,与此经典语句相关联的大量经典语句就会浮现于大脑中,该经典语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深刻的体证,避免对经典语句有片面的、孤立的认识。经典语句是进行人生思考的基本材料,必须通过背记,将经典语句放进自己的大脑中,大脑才能运用这些材料展开思考,如果我们是把经典语句放在书本上,或者放在电脑中,经典语句是在我的心灵之外,我又如何能运用经典语句进行思考呢?当背记了一定数量的经典语句后,在此基础上就很容易学习、理解、记忆古今中外的经典著作。
 
       背诵经典之时,因为经典所包含的深刻道理,是必须有一定人生经历的人才能理解的。因此,我们对儿童只要求理解经典语句的字面  意义,并在此前提下进行背记。经典仅仅是阅读和理解是不够的,阅读经典,只会在自己的记忆中留下很浅的印象,在阅读后的不久,这些经典语句就会从记忆中消失。经典背诵,是将一句句经典语句所载负的意义、精神及意象,纳入背诵者的意识库藏之中,在意识库藏聚集起来,转化为无意识,转化为动机,转化为人格,转化为信仰。当人处于一个特定的境遇之中时,相关的经典语句就会在自己的意识中显现,即出现“反刍”现象。相关的经典语句在此情形之下就会得到更深刻的理解。
 
       当诵读某一句经典语句之时,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同时让学生背记经典语句的某字相当于现代汉语某个字,从而略知古文中的某句话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某句话,这样诵读者才会知道某句经典语句的大致含义。认识每一个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为提高中文水平奠定基础。现代汉语的教学以词为单位进行,对每个词都要进行一番解释,而现代汉语的词汇量非常大,人们如果对构成词汇的每个字的含义弄不清楚,对于出现的新词汇,就难于理解。如果通过读经,认识常用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以此为基础,就可以相对容易地理解和识记大量的新词汇。
 
      诵读经典之时,心、口、眼、耳同时并用,集中于经典上,可以培养学生的注意力。同时,经典诵读可以调整人的心态,克服躁动不安的习性,达到“静”态。“静”的状态是进入学习的最佳状态。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从生理的角度看,大脑的左右半球具有不同的分工。左半球是理性之脑,主管着言谈、书写、阅读、计算、推理、排列、分析等行为。右半球是感性之脑,主管着直觉、时空感、想象力、创意、节奏、舞蹈、美术、记忆、情感等行为。在对经典诵读之时,人的左右脑同时运动,左右脑同时得到锻炼,学习效率得到提高。有人说,背诵经典太苦,与素质教育中提倡的快乐学习相背。其实,教育不可能完全实现快乐学习,必要的苦是要吃的。在背诵经典中,可以做到苦与乐相结合,我们可以设置各种场景,使用各种轻松愉快的方法,变换各种诵读的方式。
 
      有人说,让儿童背诵经典语句,不能培养儿童的独立思考能力。这种论调完全混淆了知识教育与人格成长的区别。在知识教育中,需要培养儿童的独立思考能力。而在幼儿的人格成长中,我们有责任向儿童提供最有价值的精神营养。经典语句就是历代思想家千锤百炼而形成的,是经过数千年的实践而被证明为有价值的,经过现代研究者和教育者认真整理,取其精华,择其精要,最后才奉献给儿童。因此,儿童不需要再进行选择过滤,只需接受即可。
 
       儿童的心灵处于空灵状态,经典语句不会受到阻碍而能通畅地进入到意识库藏中,在意识库藏中也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排斥,而且,经典语句在此情况下具有“先入为主”的优势,大量的经典语句能在意识库藏聚集起来,形成主导的意识,并以这种主导的意识来对待、衡量、取舍、评判后来进入意识库藏的信息。在一张白纸上,我们可以画出美丽的图画,而如果纸面已经画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将一幅美丽的图画画上去了。
 
6.涵养
      一个人的道德品性,并不是由政治观念形成的,也不是由抽象的道德概念塑造的。在天然良知的基础上,大量的道德经典语句或民间话语存放在心中,进入到人的意识和潜意识之中,互相贯通,并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强化,形成大量的、稳定的良性的“心象群”,形成一种心理定势,此即通过涵养而形成品性。特别是在幼年时代,当潜意识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大量诵读经典语句的进入,就可以产生“童蒙养正”的效果。心理定势和品性,可以暗中支配人的意识和行为,决定人的行为方向和思考方向。大量经典语句通过记忆放在意识库中,每当你处于某一境遇之中,相关的经典语句就会从你的意识库中浮现出来,作为一条条的准则或启示,指导你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做。经典教育的成效就表现在道德品质与人文素质的提高上,如程子说:“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朱熹《论语》序说)
 
      儿童由于心智发展及人格成长尚不成熟,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就如一个婴儿坐在十字路口上,一边是正道,一边是沼泽和水井。作为家长,只能选择经过千百年的实践检验,证明是最有价值的经典,提供给他,把他引向正道。如果家长放弃引导的责任,儿童可能就会在各种不良书籍和社会歪风邪气的引导之下,一步步地爬向沼泽,走向歪门邪道。孟子说,当小孩子爬向井边快要落井之时,人自然就会产生恻隐之心。如果我们都有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就得赶快行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经典来引导他走上正道。同样的道理,一个成人也需要经典的引导走上正道,中华民族也需要经典引导走上正道。
 
7.信仰
       信仰即相信经典,并将经典所阐述的思想转化为自己的信仰。经典的正确性,是经过上千年无数人的生命验证,也经过历代大儒和各类社会精英的认证,一个初学者,或者一个平民,尚没有对经典提出质疑的能力,如果不以坚信的态度对待经典,而是用怀疑的眼光对待经典,他就不能分享经典的智慧。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儒家经文,才能领悟并接受儒家经文所饱含的生命精神。培养尊崇孔子及历代圣贤之情,促进自我的内在善性得到充分的呈现,培养自我的道德良知,培养道德行为动机,培育内心信念。
 
       离开了经典,精神价值就成为凭空的想象和主观的见解,丧失共同的原则与标准,流入空荡之中。梁启超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谈道:“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隔阂。”
 
8.力行
      经典诵读必须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关注生活,面对现实,鼓励并正确引导学生参与各种社会实践,在文体活动、劳动、科学活动、社会活动、家庭生活、民俗活动、社会交往中,提供给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培养学生的道德行为习惯和道德行为能力。当经典语句融入学生的人格和品德之中,就会转化成学生的行为的动机和行为的有效指导,经典语句在人生道路的每一个路口上,都有细致而明确的指导。经典语句的精神,通过行为表现出来。
 
       当经典语句进入到自己的心灵中,就潜化为内在的品格与行动准则。每当你处于某一情景之中,与此情景相联系的经典语句就会呈现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引导意识的方向,为在此情景中的行为提供了价值取向和行为指南。如果不经过熟读背诵,没有大量经典语句储存于自己的心灵之中,当人处于某种境况之中时,就会不知所措,在此情形之下,人们也不可能临时去翻阅经典,从经典中去寻找可以解决当前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经典语句在人生道路的每一个路口上,都有细致而明确的指导。
 
      学习经典,必须以经世致用为目的。清儒李慈铭曰:“游艺本乎志道,致用原于通经,两汉之间,儒者治经,皆以经世,若以禹贡治水,春秋折狱,诗三百五篇当谏书,六经之文,无一字不可发于政,见于事。”(李慈铭《绍兴东胡书院通艺堂记》)
我们在现实社会中学到的东西,都是功利性、世俗性、技术性的东西,而理想性的精神与思想则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来,经典教育可以在世俗世界之外创造一个理想世界。在历史和现实中经常存在着与经典思想相反的现象,例如,在封建时代,存在着“吃人”现象,所以孔子儒家才倡导“仁者爱人”的思想,而有人却将“吃人”现象归咎于儒家,就是犯了将经典文化等同与现实文化的错误。经典的真正价值,就在于社会中存在大量弊端,人性中存在大量的缺点,必须运用经典的智慧与精神来解决。
 
(选自《国学复兴方略》,陈杰思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6版,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zhonghuaw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