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云,中国经历了漫长的现代转型。向西方学习,从改造器物、改造制度,再到改造人心。学习西方,最为彻底的是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大学教育。今天,中国大学移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却面临“画虎不成反类其犬”的困境。没有学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精髓,却将官僚化和市场化的糟糕做法学了过来。今天,当我们摆脱了救亡的压力,将目光投向“民族复兴”这一历史使命时,我们是否可以更为自信平和地面对自身传统,从传统中找寻资源、找寻灵感?“书院传统”这一民间教育的历史资源也许值得深入挖掘。

       中国历史上的书院,出现于唐朝,兴盛于宋代。时值“唐宋之变”:在政治上,新兴的科举取士取代了世家大族主导举荐选官,为平民参与政治打开了新的窗口;在经济上,商品经济和城市生活高度发展,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力量不可小觑;在文化上,知识由贵族垄断向平民普及,通俗文化兴旺发达。这是一个贵族秩序不断瓦解、平民社会逐渐兴起的大转型时代。

       在贵族主导的政治秩序中,儒家经典和文化的传承主要依托两种途径:其一,是官学。由国家举办,以之积聚人才并掌控官方意识形态。自汉以来,儒学与官方的合作就成为一种常态。其二,是家学。世家大族以之传承学术,维系文化精英地位。

        自汉以来,世家大族就以家学渊源自傲。初唐时代,仍有崔氏大族不屑与帝王之家联姻的故事,可见世家大族的文化优越感。官学和家学主导的教育模式,精英化倾向明显,大体只向国家官员和贵族子弟开放。伴随着异族入侵、佛教传入和经济发展,贵族衰微而平民崛起,社会经历着复杂的转型,古代中国面临着“东西之辩”:如何包容异族文明、如何消化佛学挑战、如何回应平民诉求,这是当时不得不回答的时代之问。

        显然,官学和家学并不具备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官学旨在守成,谨遵祖宗之法,维系正统文化、正统观念,缺乏改革动力;家学往往囿于一姓一地的私利而缺乏整体的宏观视野,难以思考时代难题。这意味着,官方的儒学和私人的儒学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儒学原生期所具有的“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的理想主义品格,也丧失了儒家躬行践履的实践主义能力,反被现实利益所蒙蔽。真正的读书人,不得不向民间汲取力量,向古典时代求取灵感。书院,这一来自民间的新兴教育形式便应运而生。

       经历了唐末五代的“礼崩乐坏”之后,宋代儒学以“回向三代”为旗帜,力图重拾道统、再建秩序。由此,儒家知识分子提出两个方案,一为“得君行道”,一为“觉民行道”。“得君行道”主张,道学与政事密不可分,士人应“以道学辅人主”,实现儒士与皇帝共治天下。“得君行道”的代表,有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相范仲淹,有提出“民胞物与”的大儒张载。宋初,要实现“得君行道”,需要儒士大量进入官僚体系,拔除武士集团篡权割据的流毒。由此,朝廷支持的官学与书院充分合作,出现“官私联营”的办学模式。

       在范仲淹的支持下,胡瑗在苏州、湖州两地办学,力图改变五代以来崇尚辞赋的学风,重启重经义、尚时务的风气。他探索出一套“苏湖教法”,即实行“分斋教学”,设经义斋和治事斋,分别教授经典典籍和实务科目,学生则根据自身的特长、兴趣分别学习。至北宋中后期,随着官方的三次兴学,官学逐步坐大,挤占了书院的发展空间。到了南宋初年,朱熹等人一度致力于改造官学,却发现官学导致士人只知追逐科举,谋求入仕为官,既没有治理天下的雄心,也没有解决实务的能力。因此,朱熹等人另谋它途,力图重建书院,发展独立的学术品格,希望以讲学“传斯道而济斯民”,对抗儒家思想官僚化的倾向,走一条“觉民行道”之路。书院再度勃兴并开出新意:依托自由讲学,穷究世事之真理,宇宙之道义,继而以道御政、以道治国、以道觉民。

       民间书院的勃兴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尽管朱熹等具有改革精神的士人没有“得君行道”,也无法取代现实主义取向的官僚集团,但他们倡导的书院却为大量的地方精英提供了助力,推动民间社会力量的兴起。新脱五季锋镝之后芩鲥抠铬拈吡貂瞽到了明代,书院得到进一步发展。由于明朝君权与士人集团之间矛盾重重,士人不具备“得君行道”的条件,只好向民间发展,致力于培育社会、组织乡里。由王阳明开创的心学,拓宽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基础,降低了修学问道的道德门槛,开辟了面向社会各阶层“觉民行道”之新途。他们依托书院,以民间讲学来启迪民众,充分发掘人民的自主性,倡导人人皆可为舜尧,力图在社会基层打造觉民行道的实践空间。

       时至清末,西方文明大举入侵,中央集权式微,中华文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亡天下”的空前危机,甚于周秦之变,亦甚于唐宋之变。面对民族国家体制强大的汲取能力与现代官僚体系惊人的动员能力,中国旧有的政治秩序显得脆弱无力、风雨飘摇。1905年,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模仿西洋的新式学堂大规模建立起来,书院制度受到重大打击。有识之士,如章太炎等,便对教育领域的全面西化有过激烈批评。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儒家士人传统并非毫无招架之力。

       书院虽然失去官方的支持和保护,却依然在民间找到了自己的传承者,例如唐文治创建无锡国学专修馆(1920—1950),章太炎创办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1935—1936),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1939—1947),钱穆创办新亚书院(1949—1964),等等。从晚清到民国,具有文化使命感的学人力图重新激发书院精神,将开民智、修民德、兴民力三者并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学人,亲自参与社会实践,力图从重建乡村秩序入手,收拾人心,革新伦理,激活民意,巩固社会。然而,时不予势,国际与国内联动的革命大气候已经不允许这种“小火慢炖”的良药得以施行,书院传统逐渐受到忽视。

       总结中国书院传统,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首先,其精神实质是知行合一。书院中的文化精英,不会仅仅停留于问学,更倾向于对天下兴亡进行深入思考。既有对政治现实的批判,又是实现理想的建构性力量,从而不断推动社会改革更新。

       其次,其运行方式在于知行相长。书院与社会、国家之间存在着连续不断的互动,书院即是沟通社会与国家的中介性力量。推动文化与社会政治变革的朱熹、王阳明、顾宪成等人,一方面是书院中人,一方面也对现实政治有着深刻领会。如果说形成并传播于书院的很多理念是“坐而言”,那么朝野中受到书院影响并积极行动的官员群体就是“起而行”。这两个群体互相推动,但又各自独立。

       最后,其实践载体系于社会民间。书院实为乡里空间(沟口熊三语)的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真正的知识创新、可靠的伦理维系往往来自民间,但需要严谨的治学态度加以去芜取菁。明代心学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间思想、下层力量自我意识的觉醒。如果这种趋势可以与现代国家的建构相辅相成,不失为政治发展的一种可能性。

        今天,经过百年努力,中国已经建立了独立而强大的现代国家体系,摆脱了救亡的危局。然而,阶层对立、贫富分化、共识失落、伦理溃败却是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既包括国家主导性力量过强带来的社会发展滞后,也包括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现代性危机。在西方社会,二战结束以来,就有很多思想家如阿伦特、沃格林、哈贝马斯等等,开始反思知识与行动之间的二元对立造成的现代性恶果。他们不断地向古代希腊罗马传统、基督教传统和启蒙传统寻求灵感,力图重建公共空间,打通知识和行动。在中国,由于外源性社会改造理念的引入,知行之间的断裂更加明显。外来的“先进知识”与本土的“生活实践”之间难以沟通,甚至激烈冲突,导致普遍的精神分裂,体现在中国大学教育中,就是西学与中土之间严重断裂,在人文社科领域尤为明显。这种断裂不仅会产生思想混乱,还会导致集体认知的乖谬和公共决策的失误。

        由此而言,中国当前的问题可谓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难以单一模式应对解决,而需要调动各种思想资源,实现文化整合。不仅要吸收西方现代文明传统,还要激活马克思主义。现在很多学人开始重拾古代传统,力图恢复经典儒家思想,这更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思想倾向。然而,“学院派”的儒学研究曲高和寡,难以在社会层面引起共鸣;坊间的儒学通俗读本又常常沦为“成功学”、“心灵鸡汤”式的表面文章,与儒学的精神内核大相径庭。在这种情况下,重申儒学的真精神,强调通过类似书院的组织平台重建文化精英的社会网络,或许是激活传统力量的一个好办法。

       在社会已有一定发展的条件下,回归书院传统、重建知行关系,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目前的大学体系,为官僚化和市场化原则所辖制,如同丧失活力的“官学”,难以改革,步履维艰。如能将视野打开,面向社会、面向民间、面向大地,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则善莫大焉。这要求各方有识之士具备战略眼光,能够洞察国家、社会乃至世界格局中存在的问题和机遇,并将之与传统智慧相结合。大势如斯,社会在生长,希望在民间。


(来源:节选自《文化纵横》2013年第3期。作者:王利——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原文题目:书院传统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