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孔教学院国学教育委员会主席
                                 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组委会主任  陈杰思  
                   
   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通过生活而获得经验,但个人的生活是限定在一个很小的时间(几十年)和空间(工作与生活之地)之中,获得的经验就很少。要获得丰富的人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智慧,必须突破时空限制,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华大地这一广阔的空间,去吸取中华民族历代圣贤的经验和智慧。
   经典是历代圣贤的教导:人从小就接受父母的教导。张燕身老师说:“一个母亲不可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教给孩子”,中国当代的父母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没有接受过经典教育,在他们身上已缺失了圣贤的教导。父母长辈只是一个传递者,当他们缺失了圣贤的教导之后,也就没有能力将圣贤的教导传递给孩子。所以,我们只能采取这种办法:父母长辈同孩子一起,同时通过经典学习,共同接受圣贤的教导。阮元认为“圣贤之道存于经”,故“育才首在通经,奉圣人之至教。”(阮元《奉敕进经籍纂诂折子》,见阮元《研经室》四卷一)
   经典是民族文化的精华:许多人口口声声高喊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但又不去大力倡导经典教育甚至反对经典教育,不积极推动经典教育进入正规教育之中,那么,我可以说,这些人是虚伪和无知的。因为,经典就是中华文化的精华,经典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在中华文化的大量人物、事物、现象、文物等从现实中消失之后,典籍成为中华文化最主要的遗存,不搞经典教育,也就是远离了中华文化。
   经典是为人处世的典范:现在市面上出现的各种书籍,大谈处世做人之“术”(技巧与方法),不讲处世做人之“道”(道德、价值、精神),甚至大力兜售违背“道”的厚黑学、阴谋、诈术。经典提供的是为人处世之道。即使讲“术”(技巧与方法),也是在“道”的统摄之下,即“以道御术”。
   经典是历史验证的义理:经典具有原创性、典范性、权威性,是人类文明的珍品,是经过中华民族数千年数十亿人民用生命检验,证明最有价值、最有教育意义的书籍,刘勰说:“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文心雕龙?宗经篇》)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和民族精神,不是由抽象的理论制造出来的,也不是某一个伟人主观想象出来的,而是如同地下大溶洞中的钟乳石一样,是亿万年点点滴滴自然形成的。经典讲的“常道”,是永恒的道,是不变的道。无论时光如何流移,无论社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有人性存在,人们都应当遵守经典所载的常道,此即“知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子》)如果丧失“常道”,那么人生活就没有根基,沉沦于无常之中,随波逐流,没有原则,丧失信念。
      中国的经典教育始于孔子。孔子创办私学,采用的基本教材就是经他整理或编撰的六种经典,称为六经:即《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春秋》。孔子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荀子亦非常重视经典教育:“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荀子?劝学篇》)六经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六经的价值各有不同,不可相互替代。《史记?太史公自序》曰:“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庄子?天下篇》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孔子并非将经典纯粹知识化、抽象化、概念化,而是将经典教育同六艺教育(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使经典教育大众化、生活化、具体化,具有可操作性和实践性。同时,孔子通过讲经,通过言传身教,通过在具体境遇中的启示,注重引导学生理解、思考、体会、运用。以上两个方面,我们现在许多地方的经典教育都没有做到。
    宋代以后,经典教育形成了四书五经体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及《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乐经》散失)。由于科举制的引导作用,凡与科举考试无关的内容就被淡化,出现了知识化、抽象化、概念化的倾向,脱离生活,脱离身心修养。
   清末兴办新式学堂之前,中华经典教育占据着教育阵地,四书五经是中国经典教育的主要内容。在新办新式学堂之后,仍设有经科。1903年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将大学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医学、格致、农、工、商八科。  1906年清朝学部制订了“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直至清亡,读经仍然是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华民国成立后,全盘西化思潮席卷全国,部分文人和政客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主张抛弃中华经典,或者对中华经典进行妖魔化解读。1912年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废除了小学“读经科”。 蔡元培主张 “兼容并包”,但他的这项原则主要用来对待西方文化,没有用来对待中华文化。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教育部宣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师范中小(学)一律废止读经。”1913年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则,规定大学分文、理、法、商、医、农、工科,废除了经学科。 新文化运动时期,运动的领导人犯了“非此即彼”的错误,将中华文化完全同“科学”与“民主”对立起来。陈独秀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这些话极端错误而影响巨大。其实,科学完全可以在中国传统的“智”上生长起来,而民主则可以在中国传统的“义”和“民本”的基础上生长起来。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经典教育一直得不到恢复。经典教育的缺失,是国民党迅速走向腐败的重要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照搬苏联的文化模式和教育模式。引进西方和苏联的课程,国学教育全面缺失。在文化大革命时代,阴谋家大搞个人崇拜,将孔子视为个人崇拜的障碍。1966年11月7月,谭厚兰在天安门广场红卫兵集会上说,孔子“是毛泽东思想不共戴天的仇敌”,是“把毛泽东思想树为绝对权威的主要障碍。”毛泽东在1966年12月,会见波兰共产党代表团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根除孔子在人们生活中各方面的影响”。林彪高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主席万岁”,“四个伟大”中“伟大的导师”排在第一,而在此之前,中国已存在着先师圣人,现在只能打倒圣人,取而代之。
   香港国学基金会冯主席问我:既然国学具有如此高的价值,为什么中国人不积极弘扬?我将文革时代一幅一群小孩子在一起批判孔子的照片给他看,接着解释说:现在这些孩子都有五十多岁,正是各个领域的精英分子。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政治领域开展拨乱反正的运动,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却没有进行重新认识了孔子儒家思想的拨乱反正的运动。文化大革命中的青少年,从小形成的对儒家文化的偏见,扎根于心灵之中,挥之不去。
    世界上伟大的民族都有公认的“经书”,都有经典教育的传统。阿拉伯人道德观来自《古兰经》,西方民族道德观来自《圣经》,印度民族的道德观来自《吠陀》和佛典,犹太人道德观来自《西伯来圣经》、《塔木德》、《米德拉什》 ,中国人的道德观来自于何处?只能来自于《四书五经》。如中华民族有四书五经、西方民族有《圣经》,阿拉伯民族有《古兰经》。世界上伟大的民族至今都保持着经典教育的传统,并且经典教育通过宗教和学校两大渠道展开。中华民族曾经有两千多年的经典教育历史,而现在却放弃经典教育,不仅在学校这条渠道上,而且也在宗教这条渠道上放弃了经典教育。
   没有经典教育的民族,是“无教”的民族。 从民国1912年废除读经,到现在好一百年。中华民族在长达近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丧失了文化经典的教育,这是中华民族百年来最大的损失。由于人们对中华经典存在着偏见,由于文言文造成的语言障碍,由于传统文化典籍缺乏功利的吸引力,人们通常不会主动地学习中华文化经典,于是,中华文化经典只能是尘封起来,远远离开了民众,通过文化经典传承民族精神、价值观、道德观的渠道被阻断。直至现在,有不少受西化教育影响和受到“左”的思潮影响的人士,仍然对经典教育抱着很大的偏见,错误地将中华经典当做落后的保守的封建文化,错误地认为传统经典会禁锢人的思想。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的专家和自学者对中华经典有一定的了解,绝大多数国人都没有接受中华经典的教育,已远离了自己本民族的经典。丧失了经典教育,就不可能形成同心同德的局面,就不可能通过文化认同来培养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经典教育,就难于培养民族的共同意识,也就丧失了民族的灵魂。经典被抛弃长达百年之后,中华文化已出现断层,出现“礼崩乐坏”,“学绝道丧”之局面,海外新儒家感慨中华文化已是“花果飘零”,陈寅恪哀叹自己“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亨廷顿认为中国已患上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蒋庆先生说,“十亿生灵在飘荡”。“礼崩”是指中国已丧失传统的礼乐文化,丧失了礼仪之邦的美名。“乐坏”指的是大量的低级庸俗的“不善乐”,高雅音乐大量流失,或者是人们对高雅音乐与歌曲丧失了感知的能力。“学绝”指的是国学衰落,“道丧”即中华道统的沦丧,义理之学的丧失,人们已放弃了传道之责。“花果飘零”是指中华文化之树已枯死,落叶离开大树,随风飘移。
   在丧失了经典教育之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缺失,导致道德崩溃、民族精神失落、人文素质降低、价值观混乱,出现精神空虚、人格扭曲、行为失范、淫秽色情、急功近利、尔虞我诈、道德沦丧、诚信缺失、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赌博吸毒、心理变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邪教迷信、犯罪猖獗、腐败横生、违法犯罪、歪风邪气等现象,君子之风渐消,小人之风渐长。明清时代的专制主义与政治腐败,对中国人的道德观有很大的侵蚀作用,但中国人民的整体道德水准还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自从废除经典教育之后,中国人的道德观开始滑坡,滑坡一百年,现在已滑到谷底,到达道德崩溃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中华民族丧失经典教育而导致的恶果。要减少和消除以上现象,必须重新开展经典教育。
    大众文化与网络文化的发展,使流行阅读成为人们阅读的主要方式。流行阅读的读者是从趣味性、娱乐性、怪异性、刺激性等角度选择读物,而经典则缺乏趣味性、娱乐性、怪异性、刺激性,通常不会成为人们选择的对象,经典阅读越来越边缘化。一个人在幼年时代不接受经典教育,在其成长的过程中,不良思想不断侵入,歪风邪气日益熏染。当他长大成人之时,世俗之见占据了他的头脑。当不良的品性已经形成,在这样的情形下再来面对经典,就会用内心的不良意识来抗拒、排斥、歪曲经典。一个民族在其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远离经典教育,则不良思想大行其道,歪风邪气日益猖獗,时间一久,民族精神就会沦丧,民族品格就会扭曲,民族整体的人文素质大大下降。中华民族远抛弃经典教育长达近一个世纪,经典所承载的民族精神与民族品格,在现实生活中已难寻踪影。在全民族中推行中华经典教育,已经是非常迫切了! 重新开展中华经典教育,中华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台湾地区国学教育状况:
   《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是台湾中学国文科课程教材之一,选录儒家典籍《四书》而成,原为必修课程,曾改为选修课程“论孟选读”,2012年又改回必选,改名为《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之编选方式打散《四书》原有篇章次第,改采分类编辑的形式,多选择为人、为学、论仁、士、君子与小人等主题。本人考察,认为经典教育应当突破门派之限,以儒家为主体,包容道家、佛家及其它诸子百家; 二是突破时间之限,不仅仅局限于先秦经典,而是从先秦到康有为时代。如果我们是汉代人,则只能读先秦经典。我们是现代人,就应当读此前的经典。三是分类应当使用同一标准,而不能在同一教材体系中使用不同的标准。这三方面的改进体现在陈杰思编著的国学经典教程中。台湾的经典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台湾的王财贵先生到大陆掀起了儿童读经运动,功不可没。
   香港的国学教育的现状:
   孔教学院建院八十多年,保持经训科。孔教学院近年来编撰《儒家德育与公民教育课程》中一、中二、中三共三册,绝大部分内容由陈杰思编写。2010年,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出版由陈杰思、毛勇主编的〈中小学国学经典教程〉十册。香港特区政府曾计划在全港开设〈德育与国民教育科〉,但由于受到强大的反对势力之攻击,特首宣布此课程开不开、何时开、开设何种内容,均由各学校自行决定。
中国推行“一国两制”,我的理解是:文化、军事、外交、主权等方面保持“一国”,而“两制”则是指政治体制不同。以香港教育学院为首的十所学校,在国学基金会支持下,推行中华十大义理教育,并将十大义理的教育与校园的体现现代理念的活动相结合。
   中国现代教育所缺乏的人文素质与道德素质教育,刚好可以由中华经典教育加以弥补。现在,许多人已意识到了经典教育的重要性。赵朴初、冰心、曹禺、夏衍等九位政协老前辈提交“第016号紧急呼吁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团中央、少工委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的“中华古诗文诵读工程”。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将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教育部于2009年1月7日公布了《教育部2009年工作要点》,提出要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国家政策的转变,为国学的复兴和中华义理经典教育的创造了宽松的社会环境。
   
   2000年,陈杰思经过多年的研究,出版了《中华义理》、《中华义理经典》,提出将中华义理建设成一门独立学科和独立课程的设想。2008年,陈杰思将中华义理中的十大核心范畴进行系统归纳,在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十大主理》一书。2012年,陈杰思与毛勇编制的《中华诵 经典义理教程》在中华书局出版,分为《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册。
      国学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学术、文化、文学、艺术之总称。传统国学主要有辞章、考据、义理,相对应地,现代国学以中文、中华历史、中华义理为核心学科。传统道德、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人文精神、生存智慧、民族精神六者,用一个字来表达,谓之“道”,用二个字来表达,谓之“义理”。因来自于中华民族圣贤之创造,故名“中华义理”。
   中华义理不可丧失整体性:传统道德、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人文精神、生存智慧、民族精神六大方面有机统一,不可分裂。如果应用西方的学科分类标准,就会将中华义理中的一个概念,进行切割,使之成为碎片,然后分别放在哲学、伦理学、文化学、教育学、心理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之中,使之变得支离破碎。例如,将“仁”这一范畴切割成碎片,放在以上各学科之中,我们就很难对“仁”形成全面的认知和深刻的体会。
   中华义理不可丧失主体性: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学者如冯友兰、任继愈等,采用西方文化的概念、逻辑、结构、标准,建立西式的学科结构与逻辑框架,将中华文化切割作为碎片后,作为填充物填放在学科结构与逻辑框架之中,由此肢解中华义理,使之丧失主体性。凡是不能填充进行的中华文化材料,就被大量遗弃,或被视为糟粕。例如:“昊天上帝”等。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引进苏联哲学中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划线站队方法,将中国历代圣贤放在唯心主义的阵营中进加贬低和批判。一位韩国教授曾批评说,韩国的青年误以为近现代中国学者是儒学大师,只看他们的书,而不去读中国圣贤的原典,结果就是误入歧途。
   现代国学的学科体系是:中文、中华历史、中华义理为现代国学的核心学科和核心课程,应当成为中国各级各类的必须课程;而中华民俗礼仪、中华歌舞、书法、国画、武术、中医养生、术数、中华工艺、中华建筑园林、中华音乐、中华戏曲、中华饮食、中华宗教(儒、佛、道三教) 等则作为现代国学的一般学科和课程,由各级各类学校自主选择开设。如果现代国学的学科体系中的各门学科在中国的学科体系中没有一席之地,就没有立足之地,人员编制、经费、研究课题都无法落实。如果现代国学的各门课程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没有设立为必修课和选修课,没有作为文凭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无法保障学习者认真学习。如果不能将现代国学的学科体系和课程落实,“国学热”永远是虚热!
   
                 西元2012年10月20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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