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孔教学院国学教育委员会主席
                       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组委会主任       陈杰思
 
 
   中华义理经典教育是道德教育、价值教育、智慧教育、精神教育四位一体的教育,其中精神教育又包括民族精神教育和人文精神教育。现代学校教育知识教育、技能教育,即使有道德教育的成份,也限于道德知识教育,可并入知识教育类。换言之,中华义理经典教育是“道”的教育,是人的教育,而现代学校教育是是“技”、“艺”、“器”的教育,是物的教育。
   在学校教育中,中文学科作为语言工具,但是,“文以载道”,如果没有义理经典教育,我们如何能体认“道”?有历史学科提供事实与材料,但如果没有经典教育,历史事实背后的精神又是什么?如果抛开义理经典教育,我们的教育就成了没有精神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
   素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的专业素质、身体素质、道德素质、人文素质,人文素质即做人的素质,包括心理素质、公民素质、人格、品味、性格、信仰、处世之道等。现代学校教育出现的一个重要偏向是,将教育的目的确立为学习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知识和技能。现代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培养人的专业素质和身体素质,基本上放弃了人文素质与道德素质的培养。在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人文素质与道德素质的培养主要靠宗教来进行,在中国,由于宗教仰信的缺乏与异化,故人文教育与道德教育只能通过学校、家庭、社会来进行,而人文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基本方式只能是中华经典教育。
   提高人文素质与道德素质,正是孔子开创的中华经典教育的主要目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说明孔子教育的重点就在于人文素质与道德素质的培养。“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论语?阳货》)即使是文学经典的学习,主要目的也是培养人文素质与道德素质,运用诗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提高品德。朱子说得很明白:“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辞章,以钓名声,取礼禄而已也。”(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台湾地区1995年所修订颁布之《高级中学国文科课程标准实施要点》中教学目标第三条即明定:“研读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赋予现代价值观,培养伦理道德之观念,爱国淑世之精神。”
   
    现代学校教育与中华义理经典教育的基本功能不同。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的意见是:上策是:将中华义理经典教育纳入到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中,同时在家庭教育、书院教育、私塾教育、员工培训中开展中华义理经典教育。下策是:在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尚不能纳入现代学校教育体系之时,在家庭教育、书院教育、私塾教育、员工培训中独立开展中华义理经典教育。
   
    中华义理经典教育的宗旨是:
   一、吸取圣贤智慧
    智慧不等同于知识。智慧是主体的、内在化的, 获得智慧有两个途径:一是由自己的直接的生命体证而获得;二是来自于圣贤的间接的生命体证。一个人生存在有限的时空中,生命体证是极其有限的,因而智慧是有限的。在中华民族上万年文明发展历史过程中,无数圣贤英烈通过自己的生命体证而获得的智慧,保存于中华义理经典之中。故,通过中华义理经典教育,使历代圣贤的智慧转化为自己的智慧。孙中山先生曾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伏羲 、女娲、黄帝、炎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康有为、孙中山等历代圣贤,为我们构建了博大精深的智慧体系。
     只要我们通过中华义理经典教育进入到这个智慧体系中,我们个人的智慧就在圣贤智慧的浸润中不断成长。孟母三迁的故事是说,孟母带着孟子依次迁到坟地、集市、学校,现代人很容易模仿,而最根本是是孟母带着孟子迁进圣贤精神家园,孟子拜孔子的孙子子思为师,修习孔子之道,此为第四迁。这是现代人意识不到的。
    传统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历代圣贤思想的结晶。学习并记诵传统文化经典,让大量经典语句积存于自己的意识中,通过自己的体悟与思考,就转变成自己的思想,自己也就成为有思想有智慧的人。有思想有智慧的人,在面对任何问题时,就能够独立地进行思考并求得正确的解决办法。在有知识积累和思想积淀的前提下,才能厚积薄发,才能进行创造活动。蒋庆先生说:“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从娃娃抓起,儿童背诵中华文化经典,从小在心中埋下中国圣贤义理之学的种子,长大成人后自然会明白中国历代圣贤教人做人做事的道理,即懂得内圣外王、成己成物、知性知天的道理,从而固守之、践履之、证成之,将圣贤的教诲融入自己生命成长的历程,积极地去参与历史文化的大创造,努力做到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见《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前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二、培养人格品质
   在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道德思想体系,即孔子儒家思想,不幸的是,孔子儒家的道德思想体系已退出了中国的现实生活,香港《东方日报》2011年4月19日刊出《中华民族向钱看到了最缺德时候》,表达了深深的忧虑。我认为,中国确实存在着道德崩溃的现象,表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
 1、犯罪活动猖獗:犯罪不仅仅是法律问题,也同时是道德问题。2004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 471.8万起。
    2、道德风气恶化:官风影响民风,优良的民俗丧失,各种丑恶现象大量出现。   
    3、道德情感冷漠: 歹徒行凶无人制止,人倒地无人搀扶儿童落水无人施救,孩子被车碾压无人救助(小悦悦事件)。
   4、道德认识模糊: 善恶颠倒
   5、道德舆论扭曲: 笑贫不笑娼,“群居终日,言不及义”。
   6、价值虚无混乱:中国传统信仰缺失,西方负面价值泛滥,缺乏正面价值的三俗文化泛滥。
   马丁·路德说: “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共同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都会同时出现一大批仁人志士将国家从混乱与崩溃中拯救出来。而这一大批仁人志士并非从天而降,而是由中国的儒家文化培养的。如果中国丧失儒家文化上百年,就意味着,社会上已不存在一大批仁人志士,一旦国家陷入危机之中,将缺乏挽救国家的力量。解决中国的道德危机,只有一条出路,即重新请回圣人孔子及历代圣贤,用他们的思想教化人民。我们要问一问,谁能够制定道德法则?我认为,权力至大者没有资格制定道德法则,财富至多者没有资格制定道德法则,知识至丰者没有资格制定道德法则,唯有圣贤立功、立德、立言,才能制定道德法则。
    经典所承载的义理在个人的精神世界内在化的过程,正如体格的健康成长需要将环境中的营养元素吸收到人体中来一样,人格的健康成长就必须将人文环境中的精神营养吸收到人格中来。如果人的心灵吸收了传统糟粕文化和西方垃圾文化中的有毒的精神元素,心灵也会变态。国学义理中存在着的优秀文化精神,正是人格成长的精神营养。
   
   
  三、安顿身心性命
   唯有重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才足以中国人的安顿身心性命。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只能由中华文化来建立,而不是由外国文化或政治文化来建立。在中华文化中,道家文化与佛家文化只适用于少数群体,可用于建设少数群体的精神家园,儒家文化是适用于每一个中国人,故只有儒家文化可以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可以让人民选择是通过儒学还是通过儒教建立精神家园。
   物质家园用于安顿身体,由中华文化建立的精神家园用于滋养心灵,此即“利以养体,义以养心”。我们不能靠吃菜谱来填饱肚子,同样,我们不能靠抽象的、空洞的理论来充实我们的精神生活,而要用具体的、形象的、载负着精神营养的各种素材,这些素材就存在于经、史、子、集中。
   由西方文化垃圾和中国文化糟粕构成的恶性精神家园,充满了各种丑恶的事物,充斥着恶言、恶行、欲望、混乱、冲突,生存于恶性精神家园中的人,必然是带有恶性精神因素的人,他们痛苦、空虚、寂寞、仇恨,并且损害到身体健康,这就是“贪者亡”。由中华优秀文化构成的良性精神家园,充满了各种美好的事事物物,充满了善言、善行、安宁、祥和,生存于良性精神家园中的人,必然是带有良性精神因素的人,他们幸福、充实、友善、和睦,并且保持身体健康,这就是“仁者寿”。
   
 四、弘扬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何处找寻?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时空的限制,我们很难全面地看到,看到了我们也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最有效的办法,是到中华义理经典中去寻找。中华民族精神,即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义理。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中华民族之所以存立,就在于有共同的中华文化。亨廷顿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特性的挑战》书中,偏向于美国保持其国家主义的特性,即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的价值观。同样,中国要保持国家特性,就必须保持儒家文化的价值观。
   统一的中华民族必须有统一的民族精神。赛典赤·赡思丁,他的三十一世先祖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至元十一年(1274年)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赛典赤认识到,在云南这个多民族的省份,唯有儒家文化可以成为云南各民族的共同文化,唯有儒家精神可以成为云南各民族的共同精神。于是,他“捐金市地”,建成了云南第一座孔庙——昆明文庙,他和他的子孙推动云南各县建立了上百座孔庙。孔庙建立了云南与内地连接的精神纽带,以孔庙为依托,大力传播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成为维持云南各民族团结、和谐的精神力量。影响至今, 云南26个民族保持着和谐的景象。而同属于边疆少数民族省份的新疆和西藏,由于没有修建大量孔庙,没有传播儒家文化,呈现的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华文化可以促进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进程,中华十大义理是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精神纽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力弘扬中华十大义理,可以造成同心同德的局面。
   统一的中国必须有统一的中国精神。中国精神也就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义理。现在各个地方宣传的地方精神,没有超出十大义理的范畴,都只是十大义理中很小的一部分。例如,北京精神是“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上海城市精神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 广东精神是“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 ;深圳精神是“开拓创新、诚信守法、务实高效、团结奉献”。必须先树立中国精神,然后按“月印万川”、“理一分殊”原则,结合地方文化、地方特色进行宣传。如果不树立统一的中国精神,而是让中国的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各自搞地方精神,中国大地上就会出现成百上千种精神,造成精神分裂的现象。中国所有学校的校训也没有超出十大义理的范畴,有限的文字只是表达了十大义理中很小的一个部分。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分别属于十大义理中的“毅”与“仁”,国家会计学院校训“不作假账”属于十大义理中的“信”,浙江大学校训“求是创新”属于十大义理中的“智”,  四川大学的校训“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属于十大义理中的“和”,  江苏警官学院的校训“无私奉献”属于十大义理中的“忠”。 云南师范大学校训“刚毅坚卓”属于十大义理中的“毅”。  如果各学校在宣讲自己的校训时不讲十大义理,就会引导学生出现精神上的偏狭。      
 
     五、树立核心价值
    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在何处?孔子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精神导师,就在于孔子思想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存在于历代圣贤英烈的品德中,表达于历代圣贤英烈的言语中,显现于历代圣贤英烈的功业中,从而成为永恒,成为不朽。叔孙豹提出“三不朽”:“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 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圣贤英烈已逝去,但精神永存。中华民族核心价值通过大量经典文献保存下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三纲五常”,其中“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社会特征,而“五常”(仁、义、礼、智、信)则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我们要否定“三纲”,弘扬“五常”。
在中国,核心价值可以有两种表述方式与传播体系,即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两者并行不悖,相互促进。中华民族核心价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来源、根基和主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的现代发展。离开了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就无法建立。在中国大陆推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教育,之所以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在教育中将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这个来源、根基和主体去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丧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变成抽象的理论号召,变成无源之水,变成无本之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两大渠道:一是通过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建立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一是通过政治教育建立社会主义理念。
    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传播途径有所不同。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及其文化产品可以向祖国大陆人民、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华侨、世界各国传播,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及其文化产品可以向祖国大陆人民及北朝鲜、古巴、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这些国家需要的话)传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应当有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和社会主义理念。中华民族核心价值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而社会主义理念则是同情工农、反对剥削、批判资本、集体主义、人民民主、资源公有、财富共享、协同互助、弃恶从善等。
   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社会既有十大义理正面价值,也有大量的负面价值。中国传统社会的负面价值是:等级尊卑、封建特权、官本位、迷信盲从、专制作风、官僚主义、奴性、重视关系、轻视个体、圆滑世故、人治、公德缺失、因循守旧等负面价值。
   西方民族既有正面价值,也有负面价值。西方民族的正面价值是: 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中国应当虚心学习西方民族的正面价值,但是,由于国情不同,对于西方民族正面价值的具体形态,我们只能借鉴而不是照搬。西方社会的负面价值是物质主义、纵欲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极端自由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虚无主义、科学迷信、丛林法则。不幸的是,西方社会的负面价值传到中国之后,在中国既不受到西方社会的正面价值的制约(因为脱离了西方社会舆论会),也不接受中华民族正面价值的制约(因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在中国大地上还没有树立起来),已在中国泛滥成灾!其严重性远甚于西方社会。
   启蒙有“正蒙” 与“歪蒙”之别。“正蒙”包括德性启蒙和理性启蒙,德性启蒙是用中华十大义理引导中国人的人格品质,理性启蒙是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民主”与“科学”来培养中国人民的理性素养。“歪蒙”则是让孩子接受中国传统社会的负面价值和西方民族的负面价值,用三俗文化引导孩子,让孩子们沉迷于金钱、权力、色情、毒品、电子游戏、物质享受中的人,已丧失了对崇高道德与核心价值的感知能力。在云南师范大学呈贡校区,东侧是自然风光、青山绿水,南侧是商业街区。每当下课以后,我们发现,东侧很少有人去,冷冷清清,而南侧则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此现象说明现代的大学生只对物质商品感兴趣,而对自然风光则丧失了感知的能力。正所谓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
   
     六、传承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传统的分类是经、史、子、集,我们将中华经典分为三类:中华义理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周易》、《朱子语类(性理篇)》、《传习录》、《老子》、《庄子》、《坛经》、《菜根谭》、《弟子规》等。中华文学经典:《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典、四大古典名著等。中华历史经典:《春秋》、《史记》、《汉书》等。毛泽东只读中华文学经典和中华历史经典,而不读中华义理经典,没有通过对义理经典的学习认同中华道统,这是他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要防止文化大革命再度发生,最有效的方式是加强民主法治建设并且推广中华义理经典教育。
   有人高唱弘扬中华文化的调子,但却反对读经,这完全是南辕北辙的行为。因为,弘扬中华文化的第一步,就是读经。有人高唱弘扬中华文化的调子,却贬低孔子儒家思想,这也是是南辕北辙的行为。因为,孔子儒家思想就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传承中华文化的责任和使命。中国人的文化教养并不是来自于教科书,而是来自于中华经典。抛弃中华经典教育,必然导致教养缺失。
    中国要发展文化产业,不能走复制西方文化的道路,而必须开发、运用中华文化资源宝库。发展文化产业最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在全民中推广国学教育,通过国学教育培养中华文化产品的消费群体,通过国学教育提高中华文化产业从业者的素质。
   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对于中国的语文教育发挥如下的作用:通过背记和理解大量的经典语句,打下文言文的深厚功底;通过义理经典的学习,认知并体悟中华道统,从而使语文发挥“文以载道”的功能。在缺乏义理经典教育的情况下,中国的语文教育就是浅薄的、苍白的,缺乏灵魂,缺乏精神,最终只能培养堆砌词藻的高手,或者培养“用下半身写作”的人。位于上半身的头脑与心灵,在缺失经典教育之后,空空如也。
   
                        
                西元2012年10月20日初稿